杨佳提出上诉“上海袭警案”二审立案

新华网9月13日报道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闸北袭警案”被告人杨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９月１２日已立案受理。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北京青年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对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的头、颈、胸、腹等要害部位连续捅刺，造成６名民警死亡、２名民警轻伤、１名民警和１名保安人员轻微伤。

９月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袭警案”被告人杨佳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５日，杨佳骑一辆无证无牌的自行车途经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 路、普善路口时，受到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由于杨佳不配合，被民警带至派出所询问，以查明其所骑自行车来源。此后，杨佳对公安 民警的盘查不满，多次向公安机关投诉并要求赔偿，闸北公安分局派员对杨佳进行了解释、说明和劝导无果，直至惨案发生。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佳故意杀人证据确凿、充分，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无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法院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处杨佳死刑。此后，杨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目前已立案受理。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刘丹)

三鹿集团最高将被罚两亿 婴儿病变厂家也要负责

法制晚报9月13日报道 按照相关法规，三鹿将被处以最高两亿元的行政处罚。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邱宝昌介绍，三鹿有毒奶粉涉及到《刑法》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刑事责任的认定还需要公安部门进行最后调查确认。

邱宝昌认为，“即使问题确实出在奶源，厂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厂家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制造过程中怎么能把问题奶源直接进行生产，没有检查？”

民事方面病变也要厂家负责

邱宝昌说，消费者可依据消法退货并要求双倍赔偿，同时还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同时，消费者可要求厂家提供全面身体检查，确保身体健康，有没有潜在病变可能。

退货后还应签订退货协议，一旦以后发生病变或婴儿发育出现问题且能证实和食用三鹿奶粉有关，厂家仍旧应该负起责任。

行政方面最高将被罚两亿元

邱宝昌表示，三鹿奶粉事件涉及到《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各项法规，但究竟依据哪个法规进行行政处罚目前很难厘清。

“可以肯定的是，不能一罪数罚，但国家应该对厂家进行从重处罚，毕竟该案件涉及到婴幼儿的生命安全问题。”邱宝昌表示。

邱宝昌介绍，《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都规定，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将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按照法律规定，根据三鹿集团9月11日公布的约有700吨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结合三鹿奶粉市场售价计算（多起病例中提到三鹿婴儿奶粉都是400克包装，最低零售价在25元—30元之间），三鹿集团应支付的最高行政罚款额为2亿1875万元人民币。 文/记者刘伟

大事记

卫生部调查组认定三鹿受污染奶粉致婴幼儿肾结石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指出——“三鹿”最高将被罚两亿元

北京卫生局通报至昨日已接诊患儿25名北京儿童医院制定应急接诊方案

按照相关法规，三鹿将被处以最高两亿元的行政处罚。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9月12日，由卫生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认定，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能够导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

据石家庄市政府发布的消息，“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至截稿时已传唤78人进行调查。

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昨日接受采访时承认，三鹿集团在事件发生前，已经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

各地病情

甘肃已发现59例1例死亡湖北上报13例 已经出院9例，仍有4例住院治疗江西8例 仍有3例住院湖南35例

上海收治22例（其中一例为疑似病例），20例（含一例疑似病例）经治疗已出院

广东3例目前，患儿均已出院河南发现27例

山东至少发现8例

江苏仅南京就收治20例

安徽至少发现18例

资料来源：综合各地媒体报道

厂方现场

30余名家长三鹿总部“讨说法”

昨日是三鹿公司对外声称召回“问题奶粉”声明的第一天。昨日一早，一些购买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家长前往三鹿公司总部——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咨询及办理退奶粉事宜。

截至下午6时许，仍有购买了“问题奶粉”的家长排队退货。

在三鹿公司保安及其他员工的“劝说”下，30多位受害者家属控诉“问题奶粉”的场所，从一个地方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直到下午仍未得到三鹿的正面回应。

昨天中午，三鹿公司传媒部工作人员表示，当天“下午两三点就会有新闻发布会”。然而，一干记者在指定地点从中午苦等到下午6时，仍不见“新闻发布会”的影子。 文/《东方早报》

北京落点

北京儿童医院制定应急方案

上午，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看到，已经有家长前来咨询“肾结石婴儿”情况，至上午11时，家长人数已超过百人，医院紧急制定接诊方案。

北京儿童医院咨询处李秀敏主任介绍，方案从昨天下午开始执行。

具体操作方式是：家长先到分诊台咨询，然后被分批安排到内科就诊，医生会安排患儿进行B超和尿检。

若是出现血尿就会将患儿分流到肾病科，若是发现结石，则将患儿分流到泌尿外科。如果没有上述情况，则进行一般常规检查。

记者在现场看到，B超室和尿检处会优先排查喝三鹿奶粉的婴幼儿。

前来就诊的一位河北家长介绍，她的孩子4个月大，一直吃三鹿奶粉，现在出现尿少症状。“三鹿是河北的大品牌，比较让人信赖，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文/记者王敬霞

北京卫生局通报接诊患儿25名

昨天下午，北京市卫生局通报北京三鹿“肾结石婴儿”情况。

至昨天下午2点，北京市卫生局收到医疗机构报告显示，本市共接诊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喂养史患泌尿系统结石婴幼儿25名。

其中，北京儿童医院接诊23名，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接诊2名。现住院患儿9名，目前患儿病情稳定。

25名患儿中，仅有1名是北京人，其他24名主要为：河北省9名、甘肃省3名、山东省3名、河南省2名、山西3名、辽宁省2名、青海省1名、宁夏回族自治区1名。

北京市卫生局规定，从9月12日零时起，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将新收治的有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喂养史患泌尿系统结石婴幼儿信息，通过网络直报市卫生局。

文/记者许晶

未解悬疑

三鹿集团被指7月已知情

“其实他们(指三鹿)早就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三鹿的业务员在7月初就到我们村去过，但是问完情况后就走了，再也没有什么回信。”昨天，在三鹿集团总部门前讨说法的董力军说。

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昨晚6时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也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没有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文/《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

重庆一副局长受贿170万 开发商坐飞机追着送钱

重庆时报9月13日报道 “我认罪，对指控我没有异议。”（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原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正厅级），因涉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70余 万元，昨天在市五中院受审。整个庭审没有激烈辩论、没有任何翻供，这位被开发商看作“财神爷”的落马副局长，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初次受贿 门面一套

检察院指控，2003年至案发期间，王斌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征用、土地出让、耕地保护及土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为房地产开发商及相关单位获取土地使用权、降低土地出让金标准等方式提供帮助，并从中收取大量贿赂。

据检察机关调查，王斌的受贿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1993年，王斌在任重庆市房地 产管理局市中区分局副局长时，应重庆某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张某之托，为其获得市中区某住房使用权提供了帮助；随后两年期间，已升任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 长的王斌又帮助张某向市房产交易中心销售该公司开发的某大厦裙楼。

此后，张某将渝中区美专校街一间价值10.8万元的商铺送给了王斌，这是王斌的第一笔受贿。

开发商坐飞机追着送钱

王斌收受的最大一笔款物是重庆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奉上的180多平米的住宅一套，价值近70万元人民币，王斌以爱人侄儿的名义办理了房产证。此外，王斌受贿后先后将20多万元以他人名义存入银行卡内。

而据检察机关调查，本案中行贿人往往非常讲究策略，常常在过年过节时奉上“过节费”，或借王 斌外出之机送上“旅费”。王斌交待，2006年春节，王斌携家人前往深圳游玩，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商得知后从上海亲自飞往深圳，赶在王斌所乘班机降落前等候 在机场出口，之后直接送上5000美元。王斌还曾在前往巴西、阿根廷及欧洲前，收受了闻讯赶来的开发商送来的美元及欧元贿金。

单次受贿不超10万

据王斌交代，本案的行贿人很多都是通过王斌的朋友或同僚介绍、引荐的，经过多次交往取得王斌的信任，一般几千元至几万元的现金王斌都能“心安理得”地笑纳。

王斌在2005年收受林某所送的1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8万余元）后，觉得数额巨大，曾连续几天睡不着觉，“晚上都是心惊肉跳的”。从此以后，王斌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受贿的现金额度——10万元人民币。唯一一次例外，是于2008年收受行贿人赵某11万元人民币。

称供述犯罪事实 属于自首

在被羁押过程中，王斌不断地写忏悔书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在他写给单位的一封信中，他更是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及发现的问题，为单位建章建制献计献策，以堵塞制度漏洞。

昨天，王斌唯一提出的一点意见，就是认为自己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应该从轻判处。而检察机关则认为，在王斌归案前，检察机关就掌握了王斌的犯罪事实，所以不能算自首。

经过审理，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 (本文来源：华商网-重庆时报 作者：张力)

天津多名法官利用主审破产案受贿落马

天津多名法官利用主审破产案受贿落马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在查办当地合作银行一起职务犯罪案时，意外发现该案背后隐藏着 一个下连破产企业，上牵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中间串联着清算机构、拍卖公司和债权银行的“腐败链条”。通过这一链条，天津高院、一中院的多名法官利用主审 企业破产案件的机会，与清算所、拍卖行“默契配合”，大肆受贿。

无独有偶，2006年，深圳市中院5名法官在同样的“腐败链条”上“落马”，轰动一时。“南有深圳、北有天津”，两地法院均属全国企业破产清算审理的试点法院，两地都出现法官大面积“沦陷”，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银行主管“炒地皮”扯出法官受贿窝案

天津多名法官落马，事件的缘由可上溯至盘锦市合作银行两高管挪用公款到天津“炒地皮”的事件。

盘锦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王志强、代理检察员马永波对半月谈记者介绍，早在1996年，盘锦商 人马兆军在天津市红桥区选中一商业地段欲投资开发，但缺少资金，便找到盘锦市合作银行原副行长王长富，并通过王长富认识了盘锦市合作银行中银城市信用社原 主任蔡焕柱。1996年至2005年，3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挪用公款1250万元，蔡焕柱还违规发放贷款4000万元。

王长富、蔡焕柱、马兆军在如愿获得天津的地皮后，觉得开发楼盘利润更大，于是成立天津宏商发展有限公司。后来由于银行的窟窿越来越大，王长富、蔡焕柱决定对天津宏商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减少损失。通过介绍，他们认识了在天津司法、拍卖圈较有影响的姜志君。

姜志君有多个头衔，包括：天津南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天津市新生清算事务所主任、天津嘉利拍卖行有限公司董事长。盘锦市检察人员发现，姜志君在多起企业破产案中，有向以孙伟民为首的天津高院、天津一中院多名法官行贿拉关系的情况。天津中院法官受贿“窝案”由此浮出水面。

法院查明，孙伟民在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期间，利用其主审天津新生清算 事务所代理的天津宏商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案、天津海伦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案、天津铝品厂破产案的职务便利，接受姜志君及其妻弟的请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立 案、指定临时接管人、指定清算办公室、指定拍卖机构等环节，对天津新生清算事务所和天津嘉利拍卖行有限公司给予关照。为此孙伟民先后6次收受贿赂款91万 元。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孙伟民有期徒刑10年。

与姜志君“配合默契”的还不止孙伟民一人。在辽宁省盘锦市接受公诉审判的天津法官，还包括原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审判员王跃有、原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秦立军、原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田长友。他们均因受贿罪被判有期 徒刑，且均服从一审判决。此外，原天津市红桥区政府法制办主任陈铁军也涉案，收受贿赂，被判刑6年。

“我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他又挣了那么多钱，我收点也正常”

在下连破产企业、上牵审理破产案的法院、中间串联着清算机构、拍卖公司和债权银行的“腐败链条”中，“利益输送”成为一个个破产案审结必备的“润滑剂”。

对于法官在破产案“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姜志君曾供述：“在代理破产案时，为了既能保护 委托人的利益，又能保证我们清算所的利益，就需要跟法官有很好的沟通，求得法官支持。”他说，名下的嘉利拍卖行有限公司负责这4个破产案件的拍卖，收取拍 卖佣金，虽然拍卖行的确定是由清算组负责，由清算组同拍卖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但是如果作为主审法官干预或否决，就不会得到拍卖权。

首次接受姜志君贿赂的情节，孙伟民记忆犹新：“在车上，他拿出一个档案袋交给我，对我说：孙老师，这点钱你收下吧。我说：算了。但是他坚持给，我就把钱收下了。回去我看了一下，一共是10万元。”

巨额“黑金”输送后，孙伟民丧失了司法公正的执业准绳。“在宏商公司破产案件过程中，我指定 新生清算事务所进行清算，在明知实际上违法的情况下又没有阻止天津嘉利拍卖行有限公司对宏商公司资产进行拍卖，这使姜志君获得了巨大利益。在代理其他几个 破产案件和拍卖破产企业的过程中，他也挣了不少钱，为了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和关照，才给我的这91万元。另外，他肯定也想跟我搞好关系，以后能继续在案件方 面给予他帮助和支持。我觉得我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他又挣了那么多钱，我收点也正常。”

为“垄断”企业破产拍卖丰厚的利益，姜志君在“关键人”身上下足工夫、“用心良苦”。在“忏 悔书”中孙伟民披露：“姜志君6次给我送钱，记忆最深刻的要算他出了20万给我买车的那次。我以前开的车一直是跟别人借的，很不方便。2006年年初的时 候，我想买辆新车，就让姜志君陪我到4S店去看车。后来我看上了一款东风雪铁龙轿车。交车款那天，我就到了姜志君单位楼下，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来取买车 的钱。过了一会，姜志君下楼，打开我的车门，交给我一个袋子，我看了一下是20万元。然后我就去东风雪铁龙的4S店，交款提车，车价是19.98万元。”

从深圳到天津，破产拍卖领域成为众法官“滑铁卢”

半月谈记者从办案机关获悉，几年前多名法官落马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是全国企业破产清算审理的试点法院。“南有深圳，北有天津”，天津高院在这方面也是试点。而天津也有多名法官步深圳落马法官后尘集体“沦陷”，发人深思。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破产案件的审理缺乏监督制约，为个别法官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一 个人审理，一个人说了算，合议庭名存实亡，涉案法官肩负的审判公权成了其寻租的工具。据盘锦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介绍，王跃有、秦立军和田长友在审理这 类案件时，也存在缺乏监督、“一手遮天”的现象。

破产拍卖的制度设计和司法程序存在漏洞，为“腐败黑洞”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孙伟民收受姜志君的巨额贿赂一事上，姜志君身兼清算组、拍卖行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巨大方便。

姜志君在归案后曾证实，破产清算服务机构在整个破产案件中承担着重要职能，它是在破产案件被 法院立案之后、破产裁定下达之前，受法院委托，代表法院临时接管破产企业，负责破产企业的事务。“设立这个破产清算服务机构，在当时是天津高法特有的，在 全国是试点。”姜志君这样表示。

沈阳市政协委员、辽宁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冯昀，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琦等专业人士认为，姜志君名下的天津嘉利拍卖行有限公司负责拍卖其本人的天津市新生清算事务所代理的破产案，这看似有悖常理却维持运作多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法律上没有禁止性规定。

根据我国现行破产法，在企业宣告破产之日起15天内，应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但清算组主要成员由法院指定。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原本应当是独立、自主、对破产财团负责的清算组，角色错位，片面听命于法院，甚至为自身利益沦为不法法官忠实的附庸或牟利工具。

法律界人士呼吁，应该补充、完善破产拍卖的制度法规，堵塞漏洞，同时强化法院系统内外对法官的监督，避免类似司法腐败现象的再次发生。 （记者 范春生）来源：半月谈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范春生)

贵州严查黑恶势力保护伞 刑拘5名国家机关人员

法制网8月4日电 今天是贵州省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行动开展一个月的日子，据省公安厅透露的信息，全省各地积极行动，打掉了一批涉恶团伙，破获了一大批刑事案件，抓获一批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铲除了一些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分子。

7月16日，印江县公安局一举打掉了该县杉树乡冉家坡村以村支书冉光友为首的“村霸”恶势力团伙，抓获团伙骨干成员2人。

7月5日，有群众反映杉树乡冉家坡村以村支书冉光友为首的团伙经常殴打他人等问题。公安局立即组织“打黑除恶”专业队民警进行调查。

经查，2008年初，冉家坡村换届选举中，冉光友与本组村民冉志文共同竞选村支书。冉志文落 选后到乡政府举报冉光友拉选票、威胁选民等破坏正常选举的问题。冉光友之子冉景洪对此怀恨在心，持刀将冉志文右手砍伤(后鉴定为轻伤)。冉光友于1984 年任冉家坡村会计、村主任、支书等职20余年来，在该村称王称霸，横行乡里，经常殴打他人、非法买卖爆炸物品、围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严重扰乱了当地百姓 生产生活秩序。打黑队于7月15、16日分别将恶势力团伙的骨干成员冉光友、冉景洪抓获。目前，冉光友、冉景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之 中。

7月19日，黔东南州雷山县小学生参与赌博的照片刊出后，州、县公安机关经过认真摸底排查，7月25日，将引诱小学生参与赌博的违法嫌疑人李德发、潘仁珍夫妇抓获。李德发、潘仁珍对摆设小型“滚地龙”进行赌博违法活动事实供认不讳。两人现已分别被处行政拘留和罚款处罚。

贵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近日打掉了以贺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团伙骨干成员7人。

2008年3月以来，贺某纠集湖南籍同乡黄某等 4人及贵州籍女子陆某和罗某，在贵阳市遵义路87号“湖北招待所”租用三间客房作为违法犯罪据点。贺某对其团伙成员进行了明确分工，由刘某、李某到火车站 附近寻找外地单身男子，而后将其带至招待所房间，由陆某或罗某与受害人嫖宿。之后，由黄某、肖某充当“打手”，凭空捏造出房间费、床位费、卫生费、服务费 等，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该团伙先后作案10余起，受害人涉及贵州、甘肃、云南、安徽和广东等省。

2003年12月28日，黔西南州晴隆县花贡镇6岁男童柏有成被杀。经警方排查, 当地村民肖化竹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案发后其一直下落不明，省公安厅将该案列为督办案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黔西南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 摸排，在州公安局网监等部门以及深圳警方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于2008年7月14日将藏匿在深圳市的犯罪嫌疑人肖化竹抓获。经审讯，肖化竹对杀害柏有成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肖化竹已移交晴隆县警方，案件审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另悉，贵州省加大了对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黑后台”的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今年以 来，已依法刑事拘留了5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月3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望谟县“上院帮”黑恶势力骨干成员进行了终审宣判，其“保护伞”、望谟县原 县委书记王郅军，望谟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何跃敏等在此前已被一网打尽。 (本文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阎志江)